(八)从法治理念到法治文化 法治原则是约束法律规范的准则，是法治成立的标准和条件，法学界经过十数次的学术研讨，形成了如下共识：法制统一、主权在民、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司法职权独立、尊重程序、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应是法治的一般原则。

也因此，立法常被当做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立法学也常常被视作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以至于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误解，即把立法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仅限于《立法法》，甚至认为立法学就是研究《立法法》的学问。

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公众参与、立法听证等领域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这是直面当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行政主导行政本位的突出问题做出的针对性要求。(二)从非自觉立法理论到自觉立法理论 当代中国立法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自觉立法理论逐步走向自觉立法理论的过程。7.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立法的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2018年第八届立法学年会以新时代中国立法为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一系列立法学教材陆续出版。④周旺生：《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学》，《法学评论》1988年第6期，第23页。这虽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也仿佛是整个中国法学界最近是十多年历史的缩影。

又比如说，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很多被国人理解为是法律的规则，其实不过是单纯的行政秩序规范而已。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智识氛围和话语体系，就存在着很大的变化。杨昂兄当年不太同意我对黄宗智先生的批评，还曾经与我在法律博客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但从此以后我们却成了特别能够互相欣赏的好友。就学术思考的闪光点与含金量来说，这些曾经让我们流连忘返于书店的活泼文字，未必会比那些正襟危坐的学术文章要弱。

但反过来说，也很难想象一个无趣的人会写出真正富有洞见和创造力的高质量论文。我既被邓正来先生指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激情所感染，尤其为他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出神入化的中国法理学运用而击节赞叹，同时也对他批评法条主义的不得要领而感到遗憾。

因此，虽然我也从事法社会学的研究，但与多数本科时期便开始学习法律的同行相比，我的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似乎要更复杂一些。邓正来先生对我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角度理解和批评他的思想也表示很欣赏，也专门给了我一些鼓励。如果说，中国知识界的启蒙时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话，则法律人的启蒙时代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法学核心期刊（CLSCI）制度刚好也诞生于这段时间，并且对整个法学研究的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追溯到充满各种青春躁动的20世纪90年代。从现象的层面来看，我认为相对于四十年前的中国，当前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较为实质的变化，正日益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启蒙运动既非社会学的预备，社会学也不是对启蒙运动的贯彻。但我又在政法大学的政治系读书，所以我比大多数法学之外的人，更近水楼台先得月。

同样地，我对黄宗智先生利用清朝司法档案进行的实证分析所体现出来的大师水准感到折服，同时也对史学研究者对法学问题的隔阂而提出尖锐的批评。五 本书的作者就是在这样一种异样的眼光和氛围，逐渐成长为比较专业的法学研究者。

所以，至少从演化的角度看，只有当纠纷解决超越了安抚阿喀琉斯的愤怒阶段，而涉及到具有普遍化效应的权利问题时，才有法律出现的必要与可能性。这也是我第一篇发表在《读书》杂志的文章的标题。

我就是那个时候读到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本书的书名《法学的社会学启蒙》，就源于卢曼的一篇学术演讲的标题：《社会学启蒙》。晚近在更年轻一代法学研究者中发生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以及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的争论，其实都是在此种不一致的视角之观察的增多所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相对自主的生命力，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生长，中国的法学研究也还是显示出了某种蓬勃的朝气，甚至引来了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羡慕的眼光。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发表和上榜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文章被严肃认真地阅读和批评所带来的意义。社会学则产生于19世纪，成长于20世纪。

在现代法治传统中，哪怕是行政法规范，也必须是一种关涉私人的法地位之损毁，以纠纷中的私人根据各自私人法地位而享有请求除去妨害请求权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规范。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的法学研究的规范化，至此已经变成了现实，甚至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和高校绩效考核的驱动之下，有不断被异化的危险。

试想，当我们在阅读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梅因、韦伯、哈贝马斯与卢曼等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典著作时，如果缺失法学的知识背景，那该是多么的缺陷和不足。即便博学如秦晖者，也会感叹除了法学，已几乎可以领略其他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之美。

我也不能免俗，好多法学课程，还有好多老师开设的课程，我都旁听过好几轮。因此，这个演讲也可以说是卢曼对自己未来整个社会学事业所定的基调。

回想自己的大学时代，我总是感到非常幸运。尤其是，应该直面一百多年来法学之内部视角与社会之外部视角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在两种情形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在这个背景下，我本人的观察，也日益地从各种流行的关于制度和改革的目标、价值等话语中超脱出来，更看重的是日益复杂和多元的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超越主观性的法律之潜功能的问题

中国的司法公开体现了主动公开和积极公开。[viii] 中国的司法公开，与我国政法机关司法为民理念和党的群众路线紧密相联。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23]违法干预过问案件记录通报制度已经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在前述规范性文件出台后的2015年11月，中央政法委首次公开通报5件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特别是对云南省昭通市维稳办副主任彭泽高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案[21]中，中央政法委通过典型案件的通报，否决了长期以来政法委书记可以干预个案的不良惯例，为防止各级政法委干预个案直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国司法公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是中国对世界司法人权事业作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总书记之后，坚持和发展了十八大报告的信息公开理念。司法公开的发明权属于最高法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法公开是指法院司法公开。开放，要求破除司法工作神秘化，体现主动公开，对人民群众申请和要求公开的内容要积极回应。2014年1月14日，他指出：要强化公开，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16年初，中央政法委对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对违法违规者亮起了红牌。在提到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时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

[5] 司法改革要以人民为中心。便民来说，是指司法公开的方式要方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简单实用，方便快捷，如能够通过网络办理的，就不需要让人多跑路，直接进行网上查询与答复，或者通过网络传递诉讼资料。

[iii]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2014年1月7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